三位耶穌會聖人1506-2006禧年
耶穌會總會長 Peter Hans Kolvenbach
在聖依納爵周年彌撒中講道詞
2006年7月31號于羅馬耶穌堂
今天，整整 450 年前的今天，聖依納爵離開我們這個世界，去永恆的光明中相會他的天主。他所屬團體的成員們記得很清楚，他們的父親去世于主復活的時間：清晨剛剛黎明的時候，聖伯多祿節日的前夕，他擺脫鎖鏈掙出了牢獄。不過依納爵的夥伴們應該知道這個從死亡到永恆生命、從可腐朽的身體鎖鏈中解脫的過程是發生在一個毫不特殊的背景中。
依納爵去世時沒有能夠領受到臨終聖體，也沒有得到他曾經強烈渴望的教宗祝福。在他去世前的一些日子他沒有想到招叫耶穌會士來他周圍聽他最後的勸告，也沒有請來他的親密合作者們叮嚀他們如何繼續尚未完成的修會綱領，或者指定一個繼承人，至少一個代理人。
在依納爵的生活中受聖方濟各影響很大，那個可憐的窮人，但是依納爵臨死前並沒有像方濟各那樣浪漫地高唱“肉體死亡，我們的姐妹”。睡在聖依納爵隔壁的兄弟沒有聽到任何其他的話，除了那個可以概括他一生的一個詞：“天主”。常常我們死時的情況如同我們曾經怎樣生活。依納爵一生的願望是用他的話語和他的生命去宣講“在貧窮內”，直到一切獻給天主、完全服務於天主。
依納爵任自己被天主所攫取，然後他學習如何與天主對話，如同一個僕人同自己的主人談話，但是也如同朋友與朋友之間交談。而後他便再也沒有放棄邀請天主放在他的生命朝聖之旅中讓他遇到的所有的男男女女來與天主談話，以一顆開放的、慷慨的心迎接我們的創造主和救贖主，奉獻自己所有的意志和自由，以便整個的自己和自己全部的所有榮幸地服務於主的神聖尊威，根據主的神聖意願（ Ex5 ， 54 ）。
早在芒來薩（ Manresa ）的時候，朝聖者依納爵已經經驗到，閱讀靈修書籍、與靈修導師談話、小組內的交流以及團體祈禱，所有這一切的珍貴與否決定於它們是否導向人與天主一對一的相會（ F N 2.316 ）。依納爵首先是在對於聖母領報的冥想中學到了：納匝勒的瑪麗婭在她回答“是”時，她不是與別人在一起，因為那時天主與她在一起。一個空間為一個對話而打開 — 依納爵曾說 -- 在那裏所有其他的聲音都要沈默，只留下談話雙方的聲音：心與心與天主相對。
在靈修訓練中，依納爵非常堅持這種“我與天主”，這可能讓我們以為依納爵的靈修似乎要我們成為個人主義者，非團體者。但是這是忘掉了依納爵邀請我們在天主面前擔負起我們自己的責任，為了那導致惡的一切，為了整個人類大家庭的一切因素。他提醒我們，人類歷史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歷史；任何一種對罪惡的沈默我們都有責任，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一分子，而同時我們在教會生命中、在一個家庭的建設中，或者在一個宗教團體的基督徒見證中、在一個教會運動中，我們也都有個人的責任。依納爵以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死亡告訴我們，這個基督徒的責任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而這種責任不可避免的建基在我們個人在天主面前的“是”上。只有這種單獨與天主的相對才給與我們力量和恩寵，使我們明白自己在人類社會中對於生與死的責任，在教會內對於光明與黑暗的責任，在家庭和宗教團體內對於溫馨幸福或者冷酷傷感的責任。今天晚上我們慶祝聖依納爵強烈渴望過的他與天主面對面相見時刻的來臨，我們也請求，一旦天主來敲我們的門，邀請我們與他一同共用天上的盛宴時，依納爵那始終為了最大地彰顯天主榮耀的激情也能夠陪伴著我們。
主內的朋友
下面這樣一個大學生的情況對於那些在學院工作的人可能很熟悉：一個來自“好天主教家庭”的年輕學生，來到一個天主教大學來準備自己，為了以後回到家鄉得到一個好位置。他足夠聰明，有個性，相貌也好，擅長體育。但是對於教會的事情，他“不激進”，回避那些祈禱特別多或者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服務的學生。學習，當然對於他不必很擔心，所以用很多的時間參加遊戲交朋友，各種聚會中處處都會看到他的身影，而埋于書本的時間則少而又少。對於他寫給家裏的信我們也不必驚奇：“謝謝你們的定期匯款。如果可以的話請多寄來一些。不，我並不像你們從那些最近見過我的人們那裏聽到的生活不夠負責任”。有時現款拮据也可能是因為一次賭博，或者是為了什麼虛榮，但是無論如何他仍然還只是一個大的少年兒童或者年輕的成年人，努力在一個充滿新主義的世界上尋找自己的身份。然而通過這個過程，可能達到成功的未來，也可能墮入愚蠢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好朋友或者壞朋友的影響。
在教會和耶穌會慶祝聖依納爵 、 羅耀拉、聖方濟各 、 沙勿略及真福伯多祿 、 法伯爾的周年時，也是一個機會讓我們看一看他們相遇的歷史，以及他們如何成為好朋友。如果你在我們上面的描述中沒有發現聖方濟各沙勿略的影子，那麼你一定想要讀一讀喬治 、 舒哈默（ Georg Schurhammer ， SJ ）所寫的方濟各沙勿略傳的第一卷（由約瑟夫 、 考斯特羅 Joseph Costelloe ， SJ ，翻譯，羅馬， 1973 ）。在成為印度宗徒和傳教士保護聖人之前，他需要超越自己的虛榮及尋找自己特殊的使命，而這是在一小群朋友的幫助下完成的，這些朋友稱他們自己是“主內的朋友”。
如果沙勿略的學校生活與今天的現代大學生生活有什麼共鳴迴響，那麼巴黎大學和它的挑戰對於今天大學裏的工作人員更加不應該生疏。 1530 年在巴黎大學發現教授們由於教學課程的徹底改變而截然分成各種派別。中世紀晚期的學院派教學方法受到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新學”的挑戰，可是老的權威一點也不喜歡它。然而，在這個戰鬥的下面，是另一個更加激烈的戰鬥，那是在教會改革的性質及神學界“保護正統”之間的戰鬥。秘密聚會和施壓審問帶來譴責和解雇免職。所以不必驚奇當地主教反對任命大學神學系的教授做教區的講道人。
像沙勿略這樣的學生可以很輕易的忽視許多這種衝突，即使他們自己也已經是學生兼老師。更為讓沙勿略害怕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情，一種新的疾病，被稱為梅毒。那時是不治之症，常常導致死亡，是最近從美洲人那裏傳來的，在一些拉丁區的自由學生中間氾濫。我們知道沙勿略喜歡在城外過夜，但是現在不得不控制自己，這不是出於什麼倫理良知，而是對於這種使人虛弱並且可能致死的疾病的巨大恐懼。
選擇朋友和教授也可能帶來決定性的結果。不到一年之後，尼古拉 、 斯考頗（ NicholasCop ），大學的校長，逃離這個國家，事實上巴黎開始宣傳發動一場反對聖體聖事和羅馬教會的運動。這一類的宣傳畫，當時如此稱叫，在 1534 年 10 月再一次在大學和城市裏掀起恐怖，正統派的反對者們已經成功地將一張宣傳畫貼在國王臥室的門上！國王佛朗基一世指定一個公開的遊行以為了人們對聖體的冒犯賠補贖罪，同時皇家權威開始採取更大的壓力，甚至在馬貝廣場（ Place Maubert ）燒死許多可疑分子來表明立場。
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應當理解在依納爵羅耀拉和他在巴黎的朋友們之間逐漸成長發展的那種友誼的重要性。當然了，他和他的夥伴們明白學習及生活在這種混亂騷動中的危險性。友誼，在這種環境中也可能變得很困難，很難付出互相的信任。我們從傑羅梅 、 納達（ Jerome Nadal ），一個靠近這個小團體，但是開始的時候拒絕他們的同伴那裏知道，他們被懷疑所包圍並被誣衊為異端。納達開始的時候很回避他們，因為他相信他們會像“閃光”一樣消失。事實上，依納爵曾經在西班牙受審並且被監，他的靈修訓練後來也在巴黎受到審查，比如 1537 年。依納爵不是個異端分子，但是被要求將他的新團體以一個普通平常的計畫，並不低於一個惹爭議的“幫助靈魂”的目標來為教會服務。當沙勿略有足夠的意願為了借款到依納爵這裏來時，同時卻一直回避靈修對話和仁愛實踐。另外，他有著未來回家以後的計畫。然而，是什麼使沙勿略對依納爵的友誼升溫了呢，當其他人選擇離開的時候？
沙勿略最早熟悉的不是依納爵，而是自己的導師法伯爾。年輕的沙沃亞牧人法伯爾的親切溫和而禮貌客氣，不會像苦行主義巴斯克的依納爵威脅到沙勿略。但是通過法伯爾，沙勿略得以向依納爵請求他在巴黎開始寄居生活的財經上的幫助。一個巴黎的年輕教師的消費是很高的，沙勿略的家庭在隨後的幾年裏一直不能足夠的支持他的需求。依納爵為幫助沙勿略很留心給他推薦學生，以增加他的收入。這種財經上的幫助使依納爵贏得了與沙勿略至少是淺淡的精神性的對話。
人道主義教授在皇家的支持和保護下已經進入大學，很容易引起沙勿略的注意，但是他們多是屬於路德改革圈。（若望 、 加爾文，他從奧爾良 Orleans 來到巴黎學習人道主義學說，曾經受到考坡 Cop 著名演講的影響。他也在 1533 能逃離了巴黎）。依納爵一定知道並且與沙勿略談過這些學術課題，因為他針對選課課程問題曾經勸導過另外一個同伴尼考拉斯 、 博巴迪拉（ Nicolas Bobadilla ）。當時曾經流傳這樣的說法 Qui graecizabant, Lutherizabant ( 誰學習希臘語會成為路德派）。由於這個警告而導致了很深的討論，或許可能還在沙勿略心中引起了關於自己未來的計畫與對於確信自己永生不死的靈魂的健康之間的對抗。
隨著朋友團體的擴大（現在是 7 個人），也開始組織一些共同的活動。在學習上，他們聽從依納爵的建議，注意神學課程，選擇聖雅各學院比較傳統的多明我會教授。那時他們不是都住在一起，但是經常在這個同伴或者那個同伴的房間舉行靈修聚會或者祈禱。他們每週一次在星期天去郊外的卡修沙 Carthusian 散步，為了參與彌散、辦告解及領聖體。最後還有更加特殊的，那是靈修訓練，長達一周的靜默訓練是由依納爵發展起來的，目的是加強內心的皈依，幫助明智正確的選擇。由於從事教師工作，沙勿略一直沒有能力做完整的靈修訓練直到他正式加入團體及 1534 年 8 月與他們一起發了誓願之後。
當他們結束了學習， 沙勿略和其他幾個同伴去了威尼斯，在那裏他們與一年前離開巴黎前往西班牙的依納爵相會。他們在威尼斯的時間是為未來的修會具體準備的時期。通過在醫院裏為窮人的服務，教兒童教理，他們自己也學會了一種新的做神父及在教會內服務的方式。沙勿略在這裏再一次遇到嚴重的梅毒。這一次，他是在醫院裏照顧那些在這種不治之症下垂死的人。是在這裏，他終於克服了自己對於疾病和死亡的恐懼，鼓勵了他對於後來傳教使命的選擇。
所以他們的“主內的友誼”開始建基在共同的學習、祈禱和服務窮人的經驗上。當這些夥伴們終於在 1539 年封齋期來到羅馬，決定正式成為一個宗教團體的時候，很明顯這種友誼已經發展成為更強大更深厚的教會歷史中的一部分。不過他們在為自己共同的未來祈禱的同時，也照顧一些從外地來到羅馬，當時因特別寒冷的冬天而受到傷害的女性。
在這個朋友團體 轉化為宗教修會之前，沙勿略卻要離開他們，不過是被派往使徒行程，將他從羅馬、葡萄牙帶到莫三比克，印度，印尼，日本，最後甚至到達中國的海岸。十年之久，從 1542 到 1552 他跨越大洋和亞洲南部的大陸，講道，施洗，帶給他們宗教信仰。撇開不談他個人對於自己工作的效果的懷疑，事實上他激發了一代又一代的傳教士踏上征程。是他堅持不懈的對於新遇到的人們的福傳將他帶到了中國的海岸，在那裏他抱憾而亡。他死了，遠離朋友和故鄉，他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失敗了，但是誰能說友誼受距離阻隔呢。
他們在巴黎、威尼斯和羅馬的友誼，曾經使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有所改變。沙勿略在他的傳教使命中隨身帶了他另外 9 個同伴的照片，將他們貼在自己的心前。但是這種友誼已經改變了那顆心。而且正如同他們中的每一個人被沙勿略帶到東方，同樣他也留在依納爵和法伯爾身在羅馬的心中，留在葉依（ Jay ）身在德國的心中，留在羅德里格斯（ Rodrigues ）身在葡萄牙的心中，以及薩梅羅（ Salmeron ），博巴迪拉（ Bobadilla ）身在納頗裏和西西里的心中。他們的友誼曾經養育、鼓勵了沙勿略前往印度，沒有任何事情和距離可以阻隔他們的友誼。這在他所有朋友們的信件中都有證明。
許多人閱讀沙勿略的時候，可能會對他得出一個冒險、渴望遠遊的人的印象，而事實上他對於友誼的看法，他對於什麼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成分的慎重估價，以及他得益於那種“放棄一切”的友誼而被解放的能力，這一切都使他與我們這個世界很接近，也很容易被現代人所接受。沙勿略來到巴黎大學的時候是 19 歲，他遇到依納爵的時候是 23 歲，與今天的大學生年齡相似。他與他的同伴們一起在大學經驗裏學到的是信任天主，信任其他人，在互相的服務中對他人負責任，給與他人鼓勵。
這也是耶穌會學校至今保留的培養人的方法和目標。通過在友誼中的互相支持和發展提高，以幫助學生們成長在上主對他們的要求中。沙勿略恰恰是為我們今天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歷史典範。
（ Mark A Lewis 作，原文英文，選自 America ， 12 月， 2005 ）
一個鮮為人知的聖人
伯多祿、法伯爾：傳教士和神秘家，耶穌會士
伯多祿、法伯爾和方濟各、沙勿略一樣都是出生在 1506 年，今年耶穌會慶祝他們出生 500 周年，及羅耀拉去世 450 周年。
羅耀拉是位天才領袖，也是耶穌會第一位總會長。沙勿略，一個西班牙的世界傳教士，名聞天下。而法伯爾，是改革時代，教會所需要的傳教士類型的最好典範：注意個人經驗，敞開自己的生命接受天主在自己內的工作，熱愛教會，與所有的人都溫雅有禮，包括對那些在思想和行為上與自己截然不同的人。這些特徵可能同樣適合於今天。
背景
1525 年 19 歲的伯多祿、法伯爾來到巴黎大學學習神學。不久他結識了同窗學友方濟各沙勿略。大概再也找不到比他們倆的個性更加不同的搭檔了。方濟各沙勿略出身于西班牙貴族，優雅高貴，喜歡運動，自信，充滿理想，有些脾氣，希望在教會界發展一番好事業。伯多祿法伯爾出身于薩沃亞（ Savoyard ）阿爾庇山區一個牧人家庭；他比較保守，內向，謹慎，對於自己的未來沒有任何確信。但是正是這兩個人成了非常親密的好朋友。對於巴黎大學最初的幾年，伯多祿、法伯爾回憶說：“感謝天主……記得我遇到的一些會友……尤其是方濟各沙勿略老師”。
1528 年 9 月， 38 歲的依納爵羅耀拉，前宮廷朝臣，也當過軍人，現在來到巴黎，希望進入大學以便“幫助靈魂”。在保守、僵化的蒙太古（ Montaigu ）學院學習一年後，依納爵決定改換學院，事實上蒙太古曾經因艾拉斯木（ Erasmus ）的描述“名聲遠揚”，他說那裏充滿“嘔吐，跳蚤，硬床，舊魚，腐蛋，餿酒”。依納爵轉移到更為人道一些的聖巴爾貝（ Ste. Barbe ）學院，在那裏他被分配到與沙勿略、法伯爾及一個教師同住一個寢室。法伯爾馬上開始在他的學習上靠近依納爵，而且他們很快成為好朋友。
很快法伯爾就非常信任依納爵，以至於向他傾訴自己完全內心的生活，自己受到的誘惑，自己的猶豫和躊躇不前，缺乏信心。依納爵很明白這些，他自己在皈依耶穌的歷程中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在法伯爾的回憶錄中，他無限感激的?述依納爵如何幫助自己：“他使我明白我自己的意識，我的誘惑和躊躇，它們長久折磨著我，而我一直無法走出迷霧，找到平安的道路……。我那時所經歷的誘惑是魔鬼和受惡靈催生的肉欲的想像……”。這些經歷並沒有讓法伯爾倒下，而是成為戰勝自己的戰場，以及幫助別人的經驗。 1534 年 8 月，法伯爾、依納爵、沙勿略以及另外四個巴黎的同學決定一起去聖地朝聖，如果可以的話。而一旦不能去聖地，那麼就應該向教宗推薦他們自己，請教宗“派遣”他們去服務於普世教會。
威尼斯與土耳其的戰爭阻礙了旅行，所以 1538 年，他們與新加入進來的另外三個成員，也就是這十個人成為耶穌會的合作創建人，一起將他們自己放於保祿三世前，服務于教宗的派遣。幾乎馬上這幾個夥伴就得到了不同的使命。法伯爾在 1539 年 5 月被派遣到帕爾馬。從那時，直到他在 7 年後的 1546 年 8 月去世，教宗、皇帝、樞機主教、教廷大使，或者耶穌會的長上依納爵都看出法伯爾的道路是朝向牧靈旅行和仁愛創舉。
城市和友誼
在法伯爾的一生中，他的朋友從依納爵到葡萄牙國王；從神學家皮特、卡尼修（ Peter Canisius ）到桂羅美、頗特（ Guillaume Postel ），一個非常有名的法國人道主義家；從年輕的耶穌會同伴到科隆一位卡爾圖團體的親愛的院長。
他的使徒生涯將他帶到一系列不同的地方。 1540 年開始於德國的沃爾莫斯（ Worms ），那是路德派的一個堡壘，以及拉茲堡（ Ratisbon ），去與新教徒交談。在那裏法伯爾認識了他所稱做的：“天主教的倒塌”。當然，他認為他接觸過的那些新教徒陷在錯誤中，可是他遇到過的一些天主教徒同時卻在打算成為新教徒。然而，他一直心平氣和，非常禮貌，注重說服及和解。在 1540 年，當教宗使節佩德羅、奧提（ Pedro Ortiz ）在沃爾莫斯的會談中輕易激起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憤怒時，堅韌的天主教神學家科赫洛伊斯（ Cochlaeus ）描述法伯爾是一個：“熱愛生命的老師”。法伯爾不是通過神學衝突展開自己的講道活動，而是與新教改革者這些個人交往。
然後是西班牙， 1541 年，那次旅行使他穿過瑞士，薩沃伊（ Savoy ），和法國。在他所經過的城市中，比如巴塞羅納，紮拉果紮（ Zaragoza ），美第納切裏（ Medinaceli ），馬德里和托來多（ Toledo ），法伯爾以他獨特的魅力為新興的耶穌會結交了一個廣泛的朋友網，得到許多靈修導師、新的會友及贊助人。
1542 年 2 月，教宗將法伯爾招回德國。在科隆，安特委頗（ Antwerp ），肋芬（ Louvain ）及許多其他地方也都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他的朋友圈從布朗德博的阿爾伯特（ Albert of Brandenburg ）到梅茲（ Mainz ）的大主教，他對路德激烈反對補贖的言論批駁得很尖銳。法伯爾的好友還有比得卡尼修，他不久也加入了耶穌會，隨後成為“德國第二使徒”。在所有這些地方，法伯爾也為大學學生工作，非常熱情積極于大學生牧靈工作，同時注意為耶穌會尋找新的成員。
1544 年法伯爾被派到葡萄牙，也做出了同樣傑出的成果，尤其是在厄沃拉（ Evora ）和考博拉（ Coimbra ）。他“以非凡優雅的魅力與人們相處，使我不得不說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像他這樣如此傑出的人”，西蒙、羅德里格斯（ Simon Rodrigues ），另外一個第一批耶穌會士中的一個，也即創始人之一，同時也是葡萄牙省分會創始人，這樣評論法伯爾。“他以這樣一種方式進入友誼，一點點的他的方式開始影響其他人，他的生活風範和為人，他的優雅是如此的具有說服力，將愛帶給一切與他交往的人們”。
1545 年 3 月法伯爾儘管染病在身，常常暈倒，他又回到西班牙 ---- 在瓦拉多利（ Valladolid ），撒拉芒卡，托來多，卡拉帕戈（ Galapagar ），阿卡拉（ Alcala ）和馬德里 --- 各處講道、帶靈修避靜，與富人、窮人講勸交友，並且組織成立新的耶穌會團體。他再一次受教宗招遣，是作為神學家參加特蘭托大公會議，在 1546 年 4 月開始他的最後一次旅行，從馬德里到羅馬取道剛第亞（ Gandia ）和巴塞羅納。他在 1546 年 7 月中旬到達那裏時，已經幾乎完全耗盡了自己。兩周後， 8 月 1 號，他在會友們的陪伴中去世。正如他們中的一個說的，“代替特蘭托大公會議，他被天主招喚到天上的大公會議中去了”。在他的一生中，他旅行了 7 千多公里，而且常常是步行，這只是筆直的算，如果把那些迂回曲折加起來大概要多出兩倍。
法伯爾的靈修日記
法伯爾的心靈日記在他的《回憶錄》中有著最好的記述。在不停的行程中，一天又一天，在他的使徒工作中，他不間斷的記錄著。許多部分是在 1542 年 6 月到 1543 年 7 月之間完成的。其餘的寫在 1545 年，最後一部分是在 1546 年。
一個心靈史自傳是一部天主與一個人的關係，及一個人為自己獲得的禮品以言以行向天主的感恩。法伯爾將天主看作這些禮品的肇始人以及中心。《回憶錄》的第一句話是來於聖詠：“我的靈魂，請讚美上主，不要忘記上主的一切恩惠”。天主講話，行動，並引導。法伯爾通過對天主行為的記憶回答天主，然後與天主討論它們。
《回憶錄》的結構是對話形式，法伯爾作為第一對話人與天主對話，有時也有其他人，比如聖人、天使、同會會友、善靈、居民以及他旅行經過的那些城市的“靈魂”。總是天主主動開始對話過程：“到我這裏來……”；“那是給了我的”。法伯爾以渴望和靈性的激情保存著這些對話，分析查究這些激情，探尋它們的意義，求索光明，然後利用教會傳統的語言講述它們。“所以我問基督”， 1543 年他寫下：“我那似乎對他是好的，對他的光榮，為了其他人的，也為了我自己靈魂的得救”。他的日記常常是以祈禱方式，尤其是在靈修訓練中吸取靈感。事實上依納爵曾經說法伯爾是最好的靈修導師。但是信徒大眾的虔誠活動、頌禱、日禱和彌散也都是法伯爾心靈日記的補養處。
中庸及平衡
每一個人都帶著自己時代的特色，當然了，法伯爾是他所生活的 16 世紀的人。然而，他的一些特色或許也同樣的適合 21 世紀，今天的男男女女。法伯爾曾經擔負不同的工作，一年是這一種明年可能就是另外一種，如同許多今天的人們那樣。但是，法伯爾做這一切時一直有個確信，不論他在哪里，他都是在天主的臨在中，而且在這個世界的朋友們的圍繞中。他也經歷了教會和他周圍的社會的變異，他無力改變太多，但是經歷了它們，並且常常被失望和疑惑所襲擊，如同今天的我們一樣。然而根本的是，法伯爾看他所處的教會和社會是以一種平衡和相對的尺度。法伯爾是一個對自己的內心世界非常敏感的人，但是他也對自己所接觸的人們保持身體上和心理上的敏感。而且法伯爾一直非常強烈的渴望與天主有著深而更深的關係，也知道這種關係決定於天主的恩寵，而獲得這種恩寵可以通過其他也在尋找與天主的關係朋友們的陪伴。
在《回憶錄》的最後，法伯爾闡述他對於恩寵持續的需求，為了克服“各種各樣的恐懼、貧乏和缺點的誘惑”。對話非常簡樸，沒有列目，沒有歸類，而是直接的表述自己與天主合一的強烈渴望，這渴望高於一切。
當朝聖的人們來羅馬參觀耶穌堂，來瞻仰依納爵和沙勿略的光榮時，他們會站在兩座宏偉的祭台前。他們可能不知道那裏也有法伯爾的臨在。他的遺骨與許多其他的同會夥伴耶穌會士混合在一起，埋葬在教堂入口處的地下。朝聖的人們從千里萬里不同的地方來到這裏，進入教堂，漫步走過一個傳教士、一個靈修大師、一個耶穌會士，最後安息的地方 ---- 他仍然是一個鮮為人知的聖徒。
靈修日記選
六個月後，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下最後一部分，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回憶錄》，伯多祿 、法伯爾去世了，那是 1546 年 1 月 20 日，當時法伯爾在西班牙的馬德里，是在托來多帶了靈修避靜之後。事實上，他這些日記中最後的部分不僅僅是關於他自己的靈修生活，而且也涉及到對於他周圍其他人的幫助。
在聖法比昂和聖塞巴斯替昂的紀念日，當我與一個需要安慰的男人在一起時，我能想的唯一一件可以照亮他的靈魂事情是這個。所有人在靈修反省中都特別的憂懼像基督那樣的命運真正找到自己，或者像他的母親瑪利亞，或者是善盜，或者是他的弟子們。那最打擾他們的是對於遇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命運的恐懼。
在這種反省中，當然了，包括精神的和世俗的，我們需要區分。有一些人恐懼他們自己落到應該受懲罰的善盜的命運；而另外一些人恐懼落到像耶穌不應該受懲罰而被釘上十字架的命運；而另外一些人憂懼不是為他們自己的命運，而是為了他們所愛的人，這是真福童貞天主之母的狀態；還有一些，是為那些愛自己的人，這是基督的愛徒的狀態，他與母親一起站在愛他們的人的十字架下。
在這四種人面前有：基督懸在十字架上，善盜掙扎在十字架上，真福童貞和福音書作者若望站在十字架下。
那天我主祭這個節日的彌撒，我為這些意向奉獻祭品，那些神聖的殉道者們，進入靈修反省者的心中，以及我們的社會困境中。
在這新一年的最初幾天，我又經驗到我的缺點，所以我祈禱可以得到一種新的方式來改進自己。我還特別意識到需要一種新的方式來認識自己的靈魂，為此也需要一種不同的行為方式使自己對永恆的事情認識更多、更靠近它，如果我想要找到並且保持那聖化、矯正和強化我們的天主聖神。但是我現在最需要的是沈默和靜處。另外這些天在誘惑中得到的經驗，使我還認識到我需要更多的恩寵來保護我克服空乏的感覺，以及克服各種恐懼、需求和缺點。
（選自伯多祿法伯爾靈修日記，耶穌會資料文獻研究中心出版， 1996 ）
依納爵特殊的“做事方法”
每一種文化都為自己的聖人定個框架，他們應該是怎樣的，然後將人樁進框架，而這框架可能是誤解的，或者是片面的。我們常常看到我們想看到的，或者我們認為應當看到的，而對某一聖人不合我們習慣的聖人形像的側面則盲目不看見。
路易士、剛卡威（Luis Goncalves da Camara ）就是這樣。他留下了一部類似日記的作品，是於1555年在6個月內寫下來的。在那裏他摘記下了他對於依納爵的觀察，那些時候他們幾乎天天有接觸。這個作品最近由英國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名為“回憶依納爵”（Remembering Inigo）。從剛卡威可羡慕的篇頁間我們看到一個典型的中世紀聖人和宗教團體長上的形象：一個祈禱深刻、享有幾乎不可探測的超性智慧的人。這樣一個依納爵極其關心修會團體的紀律，以及會士們經過他磨難的考驗後在德行上獲得的進步。他如此專心靈修，以致有吃飯也像幾乎不在吃飯那樣的情形。在我們看來，“回憶”揭露了有些不是所有人都欣賞的依納爵的行為；但是這對一個習慣閱讀中世紀傳記的讀者來說，卻是不足為奇的。
剛卡威留下的，確實是一份珍貴的歷史材料，儘管我們有時可能會對於他所解釋的自己對依納爵的經驗有疑問，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那些記錄的基本準確性。然而，那些他所忽略的，或許正是比他所看到的更為重要。
他所忽略的，是那些不適合他框架的東西。我們在4個半世紀以後看回去，依納爵在許多事情上不適合，甚至違反，當時人們所接受的聖德的形象。換句話說，剛卡威所忽略的，恰好是使依納爵在今天成為最有意義的那些特點。聖德的傳統基礎是“輕視現世”，依納爵卻給了它一個新的定義。那麼，說依納爵是一個這個世界的聖人，是錯嗎？
在我們今天，很少的事情被視為比拉公共關係更是這個世界的俗事，而依納爵就是一個拉公共關係的能手。他鼓勵耶穌會士在寫信給他時，不要回避不談他們的成功。他告訴他在遠方的傳教士寫給他不要只是有關他們傳教使命的事情，而且也寫來一些相當“世俗”的事情，比如，“那裏夏天有多長，冬天有多長？”，關於當地的“植物和動物”，以及有關“任何似乎奇特的事情”。他希望將這些信在修會中傳閱，引起興趣和好感。
依納爵需要為他的修會建立一個有利的形象，來抵消當時在上層社會圈流傳著的誹謗。後來，耶穌會開始辦學校，博得了好感，可以接近有希望是資助者的人家，依納爵本人親自去敲那些人家的大門。他竟然成為在今天被誇大地稱為發展規劃主任一類的角色。他為耶穌會樹立了一個先例，奧爾文、赫夫頓 ，英國一個歷史學家，稱依納爵時代的耶穌會士是“第一批職業的基金發動人”，不是沒有道理。
在依納爵晚年的時候，他開始考慮在羅馬城中心為耶穌會士們建設一座教堂。他不想做一個寒酸的計畫。相反，他預見及設計的，是一個巨大的結構，而且在1544年他還高興地設想到由米開朗基羅來做建築師。雖然這個計畫一直到他死後的幾年仍然沒有著落，直到樞機主教阿勒桑德羅、法訥斯（Alessandro Farnese）為耶穌會（同時也是為了他自己家庭的光榮）建設了今天的耶穌堂，現代建築史上一個最重要的教堂之一。我們有理由相信依納爵會為這個大教堂感到高興。
他，也需要錢為耶穌會購買私產，為了使耶穌會士在羅馬可能得到休息並恢復精力。一個別墅！一個“位於郊區的房子”！聖查理斯、博羅美（St Charles Borromeo），一個依納爵同時代的年輕人（非常富有），從來不這樣滿足他的弟子們如此奢侈的享受。這是傳統聖人的面貌。同樣，虐待自己的身體也是傳統聖人形象的一個方面（博羅美就曾經對自己的身體非常殘酷）。
依納爵在他剛皈依的時候，曾經做過非常苛刻的補贖，但是後來他逐漸的消減，直到最後，在耶穌會的修會綱領中，甚至加入了愛護和關心自己的身體。他還為耶穌會學校制訂了一年一次的耶穌會學生及工作人員體檢的規條。
“神聖的愚蠢”曾經是中世紀流行的理想聖人的標準。但是在耶穌會的綱領中，依納爵欣賞的不是神聖的愚蠢，而是節制----在飲食上，睡眠上，工作上，而且如果受健康條件的限制甚至可以在祈禱上也“節制”。事實上，他規定這些，正如他自己對綱領的解釋，試圖尋找一條“奢侈與嚴苛”之間的中庸之路。
對於依納爵尤其值得一提的還有他所採用和認定的一條路，那就是在他所留傳下來的學校中對於人文主義教育的組成部分。這意味著，在許多的工作中，耶穌會士將要投入時間最多的不是聽告解，不是講道，而是世俗空間 — 教室。而且，在這些教室中，他們更多講授的不是聖經，不是教父，而是大眾文學，也就是古典希臘、羅馬文學。他們教導這些課程，將不是簡單地為了辯論，而是吸收它們的倫理和精神資訊。事實上，他們建議在從來沒有聽說過耶穌基督名字的作家們的作品中去發現可以與基督宗教共融的資訊。
這種教育計畫的制訂，當然，是為了培養出好的基督徒，但是做法似乎是迂回的方式。在1551年，依納爵有一封授令他的秘書頗朗克（Polanco）的信，其中向耶穌會士解釋為什麼建議學校如此運行。頗朗克開列了15個理由針對為什麼耶穌會士應該給與自己這個任務，不是直接說講服務教會及改革教會，而是為世界建設一個良好的基礎以便推進社會工作，如醫院、孤兒院，或者減輕父母的子女教育負擔等等。
更為確切的，它推重的教育方式不是只是讓人成為“好牧人”，而且也成為“好公職人員”，“執法官員”。他們將應該“實現其他重要的，為了大家的利益和好處的工作”。這種寫在修會章程中，被依納爵稱為“為了公眾利益”的方式，在1550年被教宗准定。
依納爵的聖德，其基礎當然是基督宗教傳統，但是他為自己也為他的會友們提煉出了一條特殊的“處事”之路。在每一個聖人身上天主都有奇妙的工程。他們中的每一個，我們中的每一個，都是唯一的，也都是天主特殊恩寵的成果。他們中沒有人，我們中也沒有人，被限定在同一個格式裏。這些天主恩寵的獨一成果的匯流構成了天主教會巨大的富源，它比任何教導或者倫理規則都更加強大。這就是我們為什么慶祝聖人，為什么要隆重地紀念依納爵羅耀拉去世450周年。
（作者John W O`Malley, 選自America 2006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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